年,俄国学者柯基洛夫趁中国战乱,打着学术考察的幌子潜入中国甘肃张掖的西夏国黑水城遗址。在一座古塔中发现了中国木板年画的“始祖”《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》,俗称《四美图》。他欣喜若狂地将其与其他文物一起窃往俄国,入藏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。
《四美图》的印制时间一直有争议,结合板画精美的刻工和平阳雕版印刷的发展历史,应为金灭北宋初期的作品。平阳在金太宗八年()才设立经籍所刊印经籍作品,规模较小。直至金灭北宋后,从北宋汴京掳掠了一批刻工和书版到平阳,才使平阳雕版印刷走向兴盛。
《四美图》
有趣的是,《四美图》中的“四美”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施、貂蝉、王昭君和杨贵妃,而是王昭君、赵飞燕、班姬和绿珠。这大概是因为作为年画的人物应当是没有“负面信息”吧,西施以美色使吴王身死国灭,貂蝉不见正史记载,最早在明朝《三国演义》中才出现,杨玉环更是“红颜祸水”的代表。
年画的前身是“门画”,也叫“门神”,一般是威猛的武将,以镇邪秽。后来出现了文臣当门神,甚至还出现了女性门神。再后来,“门画”发展到年画,寓意也从驱邪避害发展到吉祥祈福。门神一般是前面两门各一,为同一时期的人物,也有后门神。
中国最的门神是神荼(shēnshū)和郁垒(yùlǜ),神荼在左门,郁垒在右门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,“沧海之中,有度朔之山,上有大桃木,其屈蟠三千里,其枝间东北曰鬼门,万鬼所出入也。上有二神人,一曰神荼,一曰郁垒,主阅领万鬼。”也就是海上有座名叫度朔的山,山上有棵大桃树,树根盘绕千里,枝干下有一鬼门,万鬼晚上出游,天亮归还,皆要由此通过,神荼和郁垒在门前把守,看到恶鬼就抓去喂虎或者让金鸡啄食(这大概就是民间认为鬼怕鸡鸣的原因了)。人们把桃木做成神荼和郁垒的样子,悬挂在门口,这就是最早的门神了。
唐代时门神又出现了秦叔宝和尉迟恭的画像。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杀伐无数,梦里冤魂前来索命,鬼声呼嚎,搅得无法安静。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便自告奋勇,执锏仗鞭立在宫门的两旁,当夜唐太宗睡得平静安宁。但秦叔宝和尉迟恭不能每天夜里都站在宫门外,李世民便命人画了他俩的画像,悬在宫门口“辟邪”。
秦叔宝和尉迟恭
门神一般是身材魁梧、威猛刚毅的武将,可唐朝门神中却有魏征的形象。魏征是个文臣,为什么能成为门神呢?据说长安城外泾河龙王私自改了降雨的时辰点数,触犯了天条,龙王向唐太宗求助,太宗允诺相救。可魏征刚正不阿,趁与太宗下棋时假装睡着,元神出窍斩杀了泾河龙王。泾河龙王的魂魄因前门有秦叔宝和尉迟恭的画像守护,便从后门进入,夜夜来找唐太宗寻仇。唐太宗便又命人将魏征手持斩龙剑的画像贴在后门,于是文臣魏征就成了后门神。百姓得知后也纷纷效仿太宗,贴门神逐渐成为家家户户春节的习俗。
魏征
后来,门神的队伍不断扩大,逐渐分为4类:驱邪类、祈福类、武将类、文官类。驱邪类,如神荼、郁垒、钟馗等;武将类,如赵云、马超、孙膑、庞涓、萧何、韩信等;文官类,如魏征、包公、海瑞、文天祥等;祈福类,如福禄寿三星。此外,南方沿海由于受妈祖文化的影响,开始出现女门神。这大概是因为娘娘宫外站着男门神,似乎于理不合,于是就出现了女门神,如唐朝薛丁山的妻子樊梨花、窦仙童和陈金定,北宋的穆桂英,明朝的秦良玉,个个是女中豪杰,战功卓著。
新中国成立后,又出现了解放军门神,有些地方,还把刘胡兰、赵一曼、董存瑞、黄继光等英雄人物作为门神。年,上海还制作了一组警察门神,以守护百姓。
随着“门画”的发展,逐渐出现了年画。年画定名于清朝道光年间,文人李光庭在《乡言解颐》中讲到“新年十事”,提到了“帚舍之后,便贴年画”,“年画”的说法自此而来。在这之前,宋朝叫“纸画”,明朝叫“画贴”。
年画相比于“门画”,出现的时间更晚一些,但取材却更广泛,大多以神话故事,民间戏曲为内容,如《牛郎织女》,《嫦娥奔月》,《白蛇传》等。也有取喜庆欢乐之意,如《五谷丰登》,《六畜兴旺》、《迎春接福》等。
到了宋朝,随着活字印刷术的推广,很多从事雕板印刷术手工业者面临失业,他们转而用雕版印刷年画,加上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,市民阶层壮大,为年画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和消费群体,使年画的发展达到了繁盛,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。明清时期,木板年画又有了较大发展,出现了著名的杨柳青年画。此外,四川绵竹年画、山东潍坊年画、苏州桃花坞年画、河北武强年画、广东佛山年画、福建漳州年画也久负盛名。
苏州桃花坞年画漳州年画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,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,年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。八十年代,还出现了“只生一个孩子好”和少生优生好为内容的年画。
抗日战争时期的年画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年画
可见,门神与门画都是人们对除恶扫善,安居祈福的美好生活的向往,其形象和题材大多取自民间现实人物和事件,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,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。它们与中国的“年文化”融合在一起,既丰富和美化了生活,又传播了历史文化知识,承载了历史的记忆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